上任伊始深思熟虑
“地方先评审，先立项”。它预示着，地方首先要建立创新基金。
“网络异地评审”。它预示着，以往驾轻就熟的“申报”与“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
2005年初，备受关注的科技部创新基金“指南”一经公布，便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在“圈内”外产生极大反响。
不解，疑惑，甚至反感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显然，又是“权利”与“利益”之间的较量。
而作为主持科技部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工作的负责人———梁桂，他面对的首先是“神圣”：国家财政一年几亿元将放在“手里”“把玩”。众所周知，这可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啊！其次是面对创新基金实施五周年庆典。
圈内的人十分清楚：创新基金昨天的“五年”，是灿烂辉煌的“五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五年”，是创新探索的“五年”，张景安、赵玉海、张国成以及巫英坚的名字已经书写在曾经受益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史册。
新的形势，新的机遇，新的困难，新的挑战，市场经济风云变幻。
这是最大的现实。咋办？
惟有面对，惟有务实，惟有创新，惟有大胆！
这是惟一的选择。因为，向上，有党中央和国务院，中间有财政部和科技部“把关”；向下，有成千上万科技型中小企业一双双期盼的双眼。
一方面，钱在一年年“缩水”，从10亿元、到8亿元、再到5亿元；
一方面，申报书一份份、一摞摞，在“中心”堆积如山，企业的热情有增无减；
一方面，申报程序烦琐，可谓计委“一个字”，经委“一张纸”，科委“一本书”，企业怨声连连。尽管如此，仍是国家的钱“不赚白不赚”；
一方面，“中心”管理人员整年整月整天无不焦头烂额，管理费用逐年上攀，尽管热情冲天，“计划”的思维和行为仍然在“市场”的上空盘旋。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自主创新是一个产业和一个企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政府竭力营造“环境”，企业渴望“蓝天”———核心竞争力。
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指出：创新基金率先突破了国家科技经费使用的原有模式，以规范透明的运作机制，努力探索国家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新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创新基金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主渠道，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基金实施5年来一直得到财政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创新基金每一步的发展都有他们的心血和智慧。没有财政部的强力支持，创新基金就没有今天。
起点的成功并非代表终点的辉煌。
于是，“中心”将“五周年”作为“转折”的契机。
于是，他们着手做了大量系统性的调研，不仅仅在中央部门调研，还有地方部门。
于是，他们终于撕去了“神秘的面纱”，“中心”日常性的管理将更多地注重“面试”管理。受理部、审理部和监理部在各自的工作层面上，全方位对企业从“项目”支持，放大到成功或者失败的总体综合研究。
2004年，他们利用这个契机，进行了地方和中央各自对于成功、失败案例的总结。他们还研究了全球的发达国家创新基金设置的方式、工作的方式和评价目标以及成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通过研究国外的情况和我国的成效后，他们把“目标”放在规划未来层面上。在科技部的领导下，他们又把创新基金的“十一五”规划作为一个大的课题来抓。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系统性研究，在系统性的研究里面，同时把国外立法的情况，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就创新基金5年实施的情况作了系统性的评估。与此同时，全国创新基金“一盘棋”的重点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2004年金秋时节，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成就展亮相深圳高交会。当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驻足“展台”时，梁桂一身西装革履：“这批展览不是技术性的项目，展览的全是高增长性企业，他们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不用跟外国打官司，利润的增长可能比外资加工的利润情况要好得多，大部分企业有直接的出口。”
吴仪高兴地说：“这是创新基金支持的项目？！”
梁桂简明扼要介绍了创新基金的情况后，吴仪连续三次地询问：“创新基金现在还有没有？”
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插话：“还有。”梁桂马上补充：“很少！”
国务委员陈至立专门就创新基金工作作了重要批示：创新基金实施5年来，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对于促进科技人员创业，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要求继续增大规模，加大支持力度、强度，要求继续探索市场体系下的科技计划的管理模式，希望做得更好。
支持方向直指市场
创新基金实施五周年时，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它宣告了昨天辉煌的结束。与此同时，它更意味着，人们也更关注着一个新的事物如何开始。
记得“五周年”前，一家媒体报道称：创新基金不是“唐僧肉”。此文还是一篇正面报道创新基金的“成就”的文章。但文章从一个侧面却说出了极其现实的问题。即：创新基金是国家的钱，不拿白不拿，就看你会拿不会拿。有的一个县级市一年可以拿到七八十个项目，一个项目平均60万元，加起来就是四五千万元，而西部一个省份一年只拿到了一个项目。每年申报和获得创新基金项目排行榜上，北京、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基本都是名列前茅。最有争议的是北京，这里条件得天独厚，评审专家大都是北京的，给人以口实的是，北京专家评审北京的项目。其实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众所周知，北京的科技、教育的资源优势，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和质量相对要优于其他地区，但也确实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
其实争议最大的是两点：一是“杀富济贫”理论；二是“嫌贫爱富”观点。
我们仍然记得，改革的每一个阶段，皆会碰上棘手的问题，其核心是权利与利益的分配以及再分配的关系。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尽管取得了可喜可贺的进展，包括科技项目管理改革。但是，计划经济的烙印依然根深蒂固，矛盾多多，问题多多。尽管创新基金的管理模式与前者相比，有了一些进步，尽管“杀富济贫”与“嫌贫爱富”的观点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世界的进步速度，对于自主创新的高度，对于政府和企业两者的需求所要达到的彼岸，创新基金支持的定位，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是一个令政府头痛、企业忧心的问题，国家的项目经费如何“公正、公平、公开”地落实下去。
自始至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紧紧地坚持着这个原则。
因为，他们明白，这是政府赋予管理者的神圣使命。
因为，他们晓得，这是企业寄予政府的神圣的责任。
如何“管”好项目？如何“分”好经费？责任重于泰山！惟有管理创新！
在政府部门，企业在项目申报时“托关系”、“走后门”似乎是司空见惯。
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管理方式。
请问：难道就没有一种“公正、公平、公开”的管理模式？尽管属于“基本”之类。
答曰：有！借鉴国外经验，坚持创新。
他们改变了我国传统的计划项目条块分割的管理方法，采取了“三位一体、各尽其职、互相制约”的管理新模式。即创新基金的总体目标和实施方案由科技部、财政部共同决策和监督运行；经过专家咨询委员会和评估机构的审议，对基金支持项目提供咨询指导；项目组织实施由基金管理中心负责。这种决策监督与操作实施相对分离、权力适当分散的管理机制，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确保入选项目的基本公正。在实践中，他们探索出一套科学、规范、透明的管理运作模式，有效地克服了政府基金使用效率低以及因管理不善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提高了基金的实施效能。
有关专家评价认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建立的项目评审和监管运行体系，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经过严格审批获得创新基金支持的许多企业管理者谈到，国家有关部门其他的技改、攻关计划大多是几年一次立项，其间无法再申报项目，常常因此耽误了商机。
商机无疑是市场竞争过程中的良机，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而由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惯性和权利与利益的关联性，又怎能从企业的“商机”去思量？
尽管创新基金设立之初，就力图告别了“计划”，起步于“市场”。这是“守旧”与“创新”的分水岭。
于是，权利来自于制度的制约；于是，利益的天平倾斜于市场；因为，纳税人的钱“花”起来“心惊胆战”。
因为，这个管理模式的每一个环节都丝丝入扣，整个管理环节环环制造了一个个监督的“链条”。
创新观念面对挑战
大量的事实证明，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区域的竞争力。
据统计，我国的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弱、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虽然“中国制造”的产量居世界第一的产品已多达170类，包括玩具、自行车、电脑显示器、微波炉、空调、冰箱和鞋类等，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全球最有价值的前100位品牌中，没有一个中国品牌。没有自主品牌使得“中国制造”无法跃升到“中国创造”，已经迫使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新的时期，新的形势，新的任务。科技部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对于基金工作主体及其政策的认识成为首要任务。换句话说，就是创新基金的蛋糕能够做多大，怎么分和如何分的问题。
毋庸置疑，创新基金的工作主体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前“五年”，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无论政府，还是媒体，强调最多的是为什么支持科技中小企业。
财政部企业司副司长周来振声情并茂地说：创新基金支持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变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面对新的形势，创新基金要进一步创新，与国际同类政策接轨要与我国蓬勃兴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相结合，与新时期的国家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相吻合。
据梁桂介绍：在美国60％以上的风险投资者都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深交所”，所谓高增长的资本市场的板块，60％以上的企业都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每年所评选出来的最高增长企业里，中小企业将近半数以上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说明科技型中小企业有企业家的追求价值，它有非常好的市场价值。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断强调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重要性。科技型中小企业应该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有资料显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小企业完成国家的科技发展项目，占全国项目的55％，小企业的人均创新发明是大企业的两倍。八十年代以来，70％以上的创新专利是由小企业实现的。20世纪以来的飞机、光纤检测设备、心脏起搏器、光学扫描机、个人计算机等等，大部分都是美国小企业发明的，苹果、微软、王井都是小企业阶段的技术创新，获得了自身的崛起，从而带动了行业的发展。我们耳熟能详的盛大、新浪、华为，几年、十几年前皆属于小企业。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70％的新产品，65％的专利，都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创造的。但是，颇具幽默的是，我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据统计，大概只有12万家，有关人士说有3000万家的中小企业，实际上包括了个体工商户。如果去掉个体工商户，根据发改委统计的数字，我国的中小企业数字大概360万家。
何谓中小企业？
按照美国的定义是500人以下的企业，这是几年前的定义。现在的定义是10人以下是微型企业，50人以下到10人以上称之为小企业，50人－250人之间称之为中企业，通常讲的SME，就是这样的概念。12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只占中国中小企业总数的3％。在美国，把科技型中小企业定义为创新型小企业，他们通过创新的产品而生存并成长起来。
据美国风险投资行会称：10％以上的全美小企业是创新型的小企业。在瑞士，超过17％以上的企业是创新型小企业。由此可知，世界由资源推动型、投资劳动型到技术驱动型的新型增长模式，只有10％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远远不够的。
有关人士认为：“五年”创新基金的路径选择谈不上发生多大的转变。
何以见得？
科技部计划司巡视员申茂向认为：创新基金实施五年来，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起到了政策杠杆作用，今后要力争在降低企业申报成本，以及形成全国系统性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方向上下功夫。
2003年底，科技部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对于浙江、吉林、黑龙江、广州、广东进行了调研，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众多创业成功的科技型小企业老板并非科技人员。
据分析：社会地位很高的科技人员可能已经无法弯下腰来去创业了。但是那些不具备太多科技背景，但是对未来非常憧憬的小老板们，他们利用科技成果，与科技人员进行了很好的密切合作，他们敢于把全部家当放进去赌一把，赢了可能就拥有了一切，输了投进去的钱就打水漂了。于是，他们只能向前行，没有退路。这是一种只能向前走，而不能向后退的机制，使得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把成果转化的相对更充分。如果他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很多大企业是不具备这种动力机制的。
其次，从我国公共财政的环节上可以看到，创新基金主要支持的并不是研究这个技术，而是支持已有的技术，要把技术变成产品，技术进一步商业化的过程，这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因为新技术而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变成了专业公司的需求。如果把公共财政大量地投入在科学研究的成果上，而非商品化，将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
何谓成果？
有经济专家称：成果只能说是科学的结论。问题是我们如何将公共资源变成厂商的资源，这个关键的环节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实际上将造成一定的浪费。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主体作用、公共的价值主要是实现技术到商品的转化。一个创业家团队、创业者团队到一个正规企业的转化，对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有大的调整，使得一个区域不会空洞化。大家可以看到，大量的外资企业引进的生产线，几十年没有哪一个生产线有大的提升，或者成倍的增长，我们更多的看到小企业有多少倍的增长，这些企业中，如华为的总部最好的部分还是在深圳，不会移走。而外资的生产线会随着要素的成长而离开。所以本土化科技型中小企业，草根性是非常重要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带着技术，背着书包创业，成功了是一个企业的团队，所以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区域的创新体系。区域的创新体系有哪些组织部门？政府、研究机构、企业、非盈利机构等等，按照纳森的创新系统理论，每一个部门都是平等的，但最主要的并不是每个部门，而是每个部门之间连接的创新系统。这个系统产出什么？产出科技型中小企业。所以一个创新系统从经济角度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所产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规模和质量。
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势头良好，经济率呈稳健快步增长，社会价值凸显，但是为什么需要政府介入？政府介入哪一部分？
有关人士称：我国的总体环境上，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上，还是表现为后端化和行政主体缺位。大量的科技政策基本上是税收政策，税收政策在后端，怎么支持到前端去？企业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得到支持。创业投资基本上产业在后端，没走到前端，政府成立风险投资机构基本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大量的创业基金是在出租房子。如果一个机构的主要盈利模式，主要的工作从租房子而来，就失去了孵化器的主要作用了。
首先，后端化比较严重，这是产业的盈利政策所带来的。其次，在R&D投入上2002年我们做的分析，816.2亿财政支出中，中央财政大概511亿，地方财政305亿，实际上地方对于整个科技投入是不够的。所以，科技对经济直接的体现是比较难的。再次，我们可以看到技术专家和资本提供者之间的矛盾，很多小企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技术专家的天职是生产技术，但是技术和产品仍相差甚远，技术和商品更差的很远。我们不可能把实验室里的某一种东西叫做商品，因为还要设计生产线，还要建立营销组织，还要接受商品整个市场的考验，包括金融和实业，大量的金融资本界定在股市上，在房产市场上，这么高的回报率，谁去投科技呢？走不到前端来。
梁桂称：我们建立的创新基金政策，更多的是一种导向性的补贴政策。
然而，事实却是：“两者”之间矛盾重重。
何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这是对创新基金的一个严峻挑战。
何以直面挑战？
梁桂认为：首先，要使审理专家和监理专家以及抚育专家都在一个系统上，直接在地方进企业进行辅导、监督和培养。
其次，要更新评价观念。在产品设计上归结为三个，研发性的资助，给企业的；对于研究院所，要跟企业之间合作，把技术转移出去，变成产品的技术转移；政策性的鼓励，商业银行与投资机构走到前端，鼓励个人投资小企业以及税收支持。反思我们的差距，现有的是“分数”高，给多少钱，属于鼓励性的支持。缺乏长期、稳定的评估制度。在管理结构上还没有形成和其他部委协同的工作机制，还没有地方的完全的工作系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与社会资本共同合作，推动投资和融资的工作体系。
据调查，对国家的创新基金的依赖，很多地方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些地方都在“盖章”，履行程序，实际上配套多少资金，自有心知肚明。
于是，“中心”调整了“必须要跟市场资本合作”的信心，调整为“更多地以间接的方式加重创新基金的引导作用”。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自然成为技术成果转化的主体，体现国家自主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实现从技术到产品的市场走向。面向需求，改变申报方式。过去的管理系统是，企业注册，然后申报，最后成为“一本书”。如今是，将更多的图表以电子照片和电子文件放进去，专家审阅时一目了然。
面向需求，鼓励区域性建立创新基金，建立全国创新基金的管理网络。在通过同一个评审系统里，赋予相对的权重和归口管理，鼓励地方设立创新基金及管理模型。授权地方30％的权重，地方先支持先立项，国家后立项。地方今年在国家的立项率，直接作为明年国家给地方的权重。鼓励那些经济发达的，哪怕是县级市，如果其有创新基金，尽量的压扁环节帮助企业。通过地方先行，择优上报，两级实施，改变以往的配套制。通过评审系统的统一，加强、强调产品和创业企业的导向。给没有地方创新基金的区域，依然以审核基金为单位，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保证不断、不乱、不散。
管理方式的变化，使原来没有工作平台，现在有一套工作系统。原来是书面申报，现在变成电子申报。原来相对封闭的流程，现在是更加开放的体系。原来是辅助创新基金的实施，目前是自主管理，择优上报。原来是包装材料，现在是管理地方创新项目，同时力荐国家创新项目，也包括管理国家项目。
目前全国已有140个省、市级地方政府安排了涉及17亿元的年度创新基金项目，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基金的社会协作系统。
尽管如此，梁桂仍然低调地称属于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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